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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英雄”王安石失败原因大揭密

2016-03-13| 查看: 3306| 评论: (0)

谈起改革,总有一个清癯的身影挥之不去。

他就是王安石,一个真正的牛人。文学上,他牛得才华横溢,诗文独步天下,是公认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牛得平步青云,一介草根,28年,从基层干起,屌丝逆袭,一直干到丞相。

可以说,王安石牛得很“拽”。他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姿态,傲立在历史的长河中,展开他那大破大立、大起大落的“王安石变法”。结果,生生把北宋给变“黄了”。

可,北宋黄了,能怪他吗?

不能!要怪,也只能怪这位改革的“孤胆英雄”,走得太快,又弄得太生猛,搞得太多人不爽。想以一己之力,“单挑”整个既得利益群体,失败的结果可想而知。

今天,停下脚步,回望历史的烟云,让我们对这位改革的“孤胆英雄”进行再一次的“干部考察”……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王安石太有个性了。

 他不好色。宋朝的士大夫群体,大多是活得很“香艳”滴。宋词的婉转艳丽、别样风流便是最好的印证。与同朝爱吃“东坡肉”且妻妾成群的苏东坡相比,王安石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可谓当时的“一朵奇葩”。他的妻子曾经给他纳了一个妾,结果他得知人家的凄惨生世后,毫发未动,原包装地把人家送还回去,还贴钱贴物。作为宋代的丞相,他做到情有独钟,终生不纳妾,在风流开放的宋朝真正称得上凤毛麟角。

他不爱财。节俭清廉可以说是王安石身上的另一个标签。史料记载,身为国家总理的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了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不数就上缴给妻子,从来不留点私房钱。就算家中有客人来了,也是粗茶淡饭的招待。不贪财的王安石,在物欲横流的宋朝,可以牛牛地喊出:哥们,无欲则刚!

他非常酷。王安石是一个非常勤政的人。勤政到不修边幅,不通人情的地步。宋朝是个士大夫之国,当官的穿得都很体面,可我们的王大人偏偏是个另类,他不爱洗头、从不剃须,每天身上一股浓烈的味道来上朝,还整天死着一张脸,同僚乃至百姓背地里都称其为“抝相公”,换做时下的语言,可称为“犀利哥”。

 他很强势。在千年等一回的“延和殿廷辩”中,他舌战群儒,力排众议,当着宋神宗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面放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言。对那些反对变法的人也实在下得去狠手。司马光被他撵去了洛阳,在那里一住就是15年,直接导致爱砸缸的司马光苦闷转型,写下一本厚厚的《资治通鉴》。听到苏东坡说了一些动摇变法的牢骚话后,一下子就把他贬到湖北长江边上去打水,而且还不解气,一直把我们的东坡先生往南贬到了天涯海角——海南岛。

然而,这么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工作实绩却是相当突出。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一个思想家,文学家,但他更是一个顶着改革家光环的“财经大师”。

宋朝是一个骨头一直不怎么硬的朝代。一贯奉行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冗官、冗兵、冗费”的政治问题日趋严重,政府的财政支出愈加不堪重负。到宋神宗继位后,这位20出头的年轻皇帝已经到了没钱可花的地步。年轻人没钱花,还是皇帝,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得赶紧物色一个理财代理人,要不然真的混不下去了,可这个人在哪呢?几番寻求后,朝堂之上,神宗皇帝最终敲定了这个非常有个性的“犀利哥”——王安石。选择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那是有原因滴。原因在哪?原因在于王安石一直很优秀,而且有实绩在那摆着。

用时下组织考察语言,可做如下表述:

王安石同志,男,汉族,公元1021年生,研究生学历,进士学位。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视国家利益为至上,爱国主义思想浓厚。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职,有政声、富政绩,工作成效突出。开展工作敢担当,善于在复杂局面矢志推进改革事业。为人正派,严格自律。廉洁方面,考察中无不良反映。

   不足:与同事之间沟通交流偏少些。

这么优秀的同志,既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人品又过得硬,还善于为改革事业出谋划策,有思想,有见地,有实绩,宋神宗决定,那就放手让王安石来推进北宋伟大的改革事业吧。

承蒙皇上眷顾,隆恩浩荡,我们的“犀利哥”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接下来,他挥舞着“改革的青龙偃月刀”,在北宋这个孱弱的躯体上,进行了长达16年的“救亡手术”——史称“王安石变法”。

这场变法,气魄宏伟,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机构、产业、财政、物价及流通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王安石意识到经济领域的改革要取得成功,绝对离不开政治领域的改革。于是他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对经济权力的重组。在中央六部中,经济权力集中于户部,户部有三司,户部司管财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盐铁司管国有专营事业。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权力集中起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发改委”,另立了一个小“国务院”,确保了经济领域改革的举措令行畅通。

接下来,王安石强力颁布推行了大大小小十余条改革法令,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主要手段是开源节流,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让“后台老板”——宋神宗不愁没钱花。

改革的成效,是立竿见影且不容质疑的。由于发展了经济,扩充了税源,节约了支出,北宋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开展10年,中央积蓄的钱粟,已达“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

不得不说,在宋神宗眼里,王安石的确是个干才。百年的“积贫”局面,王安石用10年时间就彻底扭转了。现在剩下的就只有老是打不过人家的“积弱”问题。宋神宗原本想再给王安石10年时间,让“犀利哥”给他开创一条满血复活、所向披靡的富国强兵道路,真正让北宋犀利四海,扫荡夷狄,称雄寰宇……

然而,上苍没有给宋神宗那么多时间。1085年,王安石变法进行到第16个年头,他就驾鹤往西方旅游去了。

后台老板倒了,王安石的麻烦来了。反对派们群起而攻之,在朝野舆论的滔天口水讨伐下,我们的“犀利哥”,从此不复犀利……

可想而知,他的变法也因人亡政息,结局只能是失败收场。


作为一名改革家,活得艰难是逃不了的。

坚忍如石的王安石,自打变法改革的第一天起,应该就与安逸舒坦说再见了。可这么爱国、这么忠君、这么勤政、这么廉洁的王安石怎么又会这么让人讨厌呢?让北宋朝廷腰包鼓了起来的变法怎么又会遭致这么多的非议并最终失败呢?

也许王安石自己心里最清楚,也最无奈,也最说不出口。他不想说,作为后辈,我们来替他说。

他得罪了人。搞改革,肯定是要得罪人的。因为改革,说通俗点,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再通俗点,就是让既得利益群体割点肉出来,给穷苦老百姓吃。那王安石要哪些人割肉呢?除了富得流油的地主老财们,还有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兄弟等蜚声政坛的政界大佬。向这些大佬们都开刀了,不得罪死人才怪。更要命的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又得罪了两个女人——曹太后(宋仁宗妻)、 高太后(宋英宗妻)。连皇帝的女人都得罪了,那还混得下去?!

他用错了人。搞这么声势浩大的变法,肯定要用人。偏偏我们的“抝相公”不善与人沟通,不懂得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的政治道理,任用了吕惠卿、邓绾等奸佞之辈,导致参与变法的人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不良官员更是借变法改革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以青苗法为例,初衷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官府收取一点利息,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盘剥。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却完全地变味。各级不法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缺斤短两,收的时候故意压秤。老百姓上了一次当不借了,地方官完不成任务,就搞摊派。遇到灾年,老百姓还不起借粮和利息,就只能卖地卖儿。如此一来,王安石的好心干了坏事,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老百姓不明就里,只怪王安石胡搞乱政。对其也就深恶痛绝,甚至把猪狗家禽呼之为:抝相公、王安石……

他一个人在战斗。在孔孟儒家思想独尊的封建王朝,最讲究的便是无规矩不成方圆。王安石却生猛的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逆不道之言,把正统的儒家传统思想得罪得彻彻底底。推行“均输、市易”等法,用国有专营政策抢走了贵族富商们的“生意”,贵族群体、商人阶层对其恨之入骨。“方田均税法”,清查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加上,一些不法官员借改革之名,谋腐败之实的倒行逆施之举,老百姓负担未减反重,民怨四起。真的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个人在唱着凄楚的独角戏……

一个改革的孤胆英雄,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落幕了。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评说。为巩固宋家王朝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的王安石,最终被王朝的统治着抛弃,被当时的黎民百姓唾弃,他刚毅外表里的那颗忧国忧民之心,肯定是在哀伤地泣血不止……

然而,透过历史的尘埃,他那坚忍不拔、毅然前行的身影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为着改革富强,为着民族复兴,纵使粉身碎骨又有何惧!

在中华大地上,民众呼唤改革的声音从未休止。品读王安石,敬仰改革者,就让我们加入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的队伍中,莫让改革的英雄再孤胆前行……

(文:上饶市委组织部 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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